按照最近郑州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9年郑州全年完成生产总值11589.7亿元，比上年增长6.5%，就媒体和观察者的反应来看，与2018年更多关注GDP破万亿和人口破千万的数量级转折点有所不同的是，很多人将关注点投向了郑州对同为中部省会城市的长沙的超越，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回顾发现，这竟然是一次跨越十年的逆袭，对郑州来说，历史性节点意义还是有的。
但是，考虑到2019年河南省的经济增速为7.0%，也就是意味着，作为河南省最大也是最具影响力，甚至可以说投入资源最多的城市，郑州的经济增速不但没有能够领跑全省，甚至还低于全省的平均增速，这无论是对郑州来说，还是对河南省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基于此，对河南省而言，恐怕需要思考的是，郑州市的经济增长相对失速是结构性问题还是全局性问题、是短期性问题还是中长期问题？事实上已经在河南省推行多年的“强省会”战略，在郑州市已经进入万亿GDP和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规模以后，是不是也需要做出微调了？无论是“强省会”战略名义上的调整还是实际上的调整，都不仅牵涉到河南省内的均衡发展问题，还将牵涉到河南经济整体的平稳发展问题（比如，最近河南省可谓是高调、高规格和系统性地对洛阳副中心城市的建设进行了大力支持，对此，大家当然可以认为是多年来河南省对支持洛阳发展的一贯表态的再次强调，也可以认为是河南启动了“双引擎”战略，但是，“双引擎”与“强省会”之间的不同，应该不难理解）。
对于郑州市来讲，至少从去年开始就已经进入新一轮的转型发展周期，也开始面临一系列新的命题：在新的时代背景、国家战略、区域格局和城市治理等要素共同影响下，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虽然依然重要，但也要对经济增长的成本和代价做出更综合的评估，尤其是对多元化的新的发展动能的寻找、培育，正在变得越来越迫切；高质量发展与较高增速的发展之间的最佳平衡点的构建正在成为郑州新一轮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命题之一，在郑州市域范围内，高大上地区与脏乱差地区的巨大反差经常让我们产生强烈的穿越之感，而且，这些可能每天都出现在当地老百姓身边的巨大反差如果不能得到快速的化解，甚至会影响到当地居民对城市经济增长价值和意义的认同，并带来对城市经济增长正义的怀疑；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无论是从国家整体战略布局来看，还是从河南省内的区域发展诉求来看，还是从郑州周边地区的发展需求来看，郑州在推动区域和省域经济转型发展中的角色扮演和价值发挥，也开始面临新的审视角度，在省会城市、大都市区、都市圈、中原城市群甚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不同空间尺度和发展模块下，对郑州的定位和诉求既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明显的不同，对“谁的郑州？”的回答显然也是变得越来越迫切了。等等。
大省，大省会，大郑州。我们对郑州的发展依然保持乐观的预期，就像很多的投资机构（包括房地产商）和迁移人口那样，对郑州继续变大变强，坚信不疑。
就像我们多次提到的，截止到目前，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节奏和效果很是抢眼，虽然与西安、青岛、成都等相比缺少一些网红城市的气质，但作为一带一路的节点城市，从交通连接、空港经济、制度开放、城市平台、品牌影响等很多方面，显然已经在新一轮中国城市的竞争中抢占了先机，迈入了新的转型轨道，让郑州和河南不仅是观察中部崛起的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和战略平台之一，包括“一带一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都市圈发展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落地，确保宏观经济稳中求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国家决策目标的实现，都少不了河南和郑州的参与。
而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郑州大都市的诞生，将进一步提升河南经济的国际化和市场化资源配置能力，不但有利于进一步放大既有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半径和规模，并为增量的产品和服务创新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间，从而带动整个河南经济的规模增长和质量提升。
只不过，在我们看来，在继续变大的同时，郑州也面临新一轮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定位，以此方能构建其城市的新价值时代。
作为中国当下最具话题性的城市之一，郑州已经进入了一个自带流量的发展阶段，这让郑州可以用较小的成本获得较高的关注的同时，也让有关郑州的所有决策、数据和事件都可能被放大了来看，这将有助于一系列城市治理创新的推进，但也将可能让城市的决策者和市民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不适。
接下来，围绕郑州的一系列既定的战略规划还会继续被深化执行，围绕郑州的讨论或将更多的落在具体的产业、项目、空间以及一些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上，比如年度净人口流入、年度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的迁入数量、进出口规模的增长和结构的优化、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互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和发展等。
这对郑州来讲更多是好事——对于一个还有很多关键性发展节点需要尽快突破的郑州而言，务实赶路，尽快将那些被快速增长掩盖的短板补上（比如营商环境的进一步提升、环境污染的治理、城市精细化治理、全面开放平台的建设、城市文化的定位研究、城市品牌的重塑等），并尽快培育更多发展长板，才是最佳选择。超大城市的发展惯性和规模相应，以及河南省和国家战略层面的倾斜，或许能够在大概率上给予郑州一个光明的前景，但作为一个国家中心城市而言，郑州依然有很多问题和短板需要解决。
回到当下中国乃至全球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认为，在郑州进一步的转型发展过程中，至少有两个关键词是尤其值得关注的：一个是全面开放，一个是资源配置。
1、以更全面的开放成就更好的发展
城市化走到今天，不管是已经经历过高速发展的区域或者城市，还是正在谋求快速发展的城市和区域，对国际化的目标追求都趋于一致。比如，如果十年前一个三四线城市提出自己要建设国际城市，很可能会招来一顿嘲笑，现在我们再看看，哪怕是一个乡镇或一个村庄提国际化大家都会认为很必要。
所以我们说，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在思考国际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时候，都秉承着国际化的发展理念，对一些后发区域和城市来说，国际化不仅是目标，还是手段。
无论是把国际化当做发展目标还是当做发展手段，我们在谈论一个地区和城市的国际化时，应该有两个基本视角：这个城市或地区可以给世界带来什么；世界可以给这个区域或城市带来什么。在一个区域或城市与全球对话的过程中，势必需要有一系列平台和载体，而城市不仅是一个参与对话的角色，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和平台。
这个过程中，城市要扮演好区域、产业、文化和当地居民与全球对话的平台的角色，还要考虑怎么扮演好这个角色。在我们看来，将自身打造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超级平台，是城市作为一个对话平台的最重要的功能角色扮演之一。
也正是基于此逻辑，在我们看来，郑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城市，也是中原城市群新一轮发展和中部新崛起的最大战略变量之一。一个具有国际视野和品牌影响力以及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大郑州的形成，是河南省上一轮经济发展的最大战略遗产，也是未来十年河南省经济创新发展的最大战略依托。这也是郑州这个城市在推动中部崛起乃至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大的价值体现。
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强调并试图用更多案例证明的一点是，在大交通、互联网和平台企业的赋能等影响下，边缘地区和中心地区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重新表达问题。意思就是说，这里可能是一个很边缘的地区，但是在今天大交通和互联网的影响下，这个地区一夜之间可以实现和世界的对话，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发展节点，对任何一个区域和城市而言，都需要重新思考地区的开放问题，当然，不同的地区因为现实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可能面临的开放命题是不一样的。
比如，韩国济州岛的发展，最近几年一方面很大程度上获益于地区开放带来的大量的游客和投资人，使得当地的经济获得了很快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从本地居民的角度而言，也开始提出，过量的游客影响到了本地人的正常生活，并对这种开放提出质疑，甚至反映在地区政治博弈中，从而让当地的政府部门和官员不得不慎重的考虑地区开放与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
韩国另外一个城市仁川的案例则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启示。仁川城市发展过程中，一直与全球化密切相关，可以说仁川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开放是这个城市的基因，也是这个城市最核心的竞争力之一。关于这一点，仁川的政府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在进行新的城市愿景设计的时候，进一步的开放成为核心策略，并努力让这种开放的文化和海洋文化变成所有市民的认知，让仁川变成市民参与的开放城市。在我们看来，这不但有利于破解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文化冲突，而且，也是一个开放城市最本质的一面。没有市民的参与的开放是有危险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当然，对于中国绝大部分城市而言，济州岛式的开放困扰，还没有成为城市困扰，更不存在所谓的过度开放的问题，大家还都会主动的将开放作为城市发展的有利工具来使用，努力的通过政府和市场来推进自身的开放。郑州也基本上处于这一阶段。
在我们看来，开放已经成为中国所有地区所有城市甚至乡村的共识，这是我们理解今天中国开放的一个重要前提，这也给我们在思考包括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策略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区域和城市的决策者进行相应的发展策略设计的时候，济州岛的困扰和仁川的创新都应该从一开始被我们所关注到。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的理解开放应该是所有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有利工具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就应该进一步去思考如何充分利用开放红利推动本地的发展，开放在一个地区的发展中应该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
我们注意到，今天无论是产业的发展，还是区域的发展，单点突破都变得无解，必须要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必须要有系统性的载体，系统性的载体在哪里？有什么样的基本要素配置需求？我总结出五个比较重要的关键词：资本、技术、互联网、市场机制、文化，而且，这几个关键词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一起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每个要素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并在全球市场和全球要素流动过程中，实现效果的最大化。
所以，当我们试图为一系列发展难题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必须要有更开放的思维，更综合的思维，更市场的思维，在此背景下，一个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超级资源配置平台的出现就变得尤其重要。
截止到2018年底，中国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近60%。我们常说城市改变中国，但这种改变可能把中国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更坏，这就需要我们围绕城市和城市化不断地去做前瞻性的思考，并给出切实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去引领，去创造，让城市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正是在此过程中，我们提出，开放是城市自我革新时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也是城市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现实路径。
于是，我们提出，需要在构建这样一个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超级资源配置平台的背景下，重新发现城市，重新思考我们的城市和城市化。
我们还注意到，对于国内的很多城市而言，除了自身发展，还都将或多或少的扮演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角色。这个时候，城市就是一个区域与全球开放市场对话的平台和通道，围绕这一个平台和通道的城市营造和更新，就成为城市的使命之一，也是很多城市在一个城市确立自己战略地位的逻辑依托。郑州的全面开放和转型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在此框架下得到理解。
在我们看来，对包括郑州在内的任何一个城市而言，全面开放应是战略的必然选择，市场机制应是基本的信仰，营商环境应是改革的共识，文化重塑应是城市新价值的核心，只有更全面的开放，才能带来郑州更好的发展。
2、以全球化的资源配置能力成就城市价值
在大交通、互联网和平台企业赋能等这些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基本实现普遍性分布以后，甚至开始迎来从海权时代到陆权时代的崛起的背景下，对于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内陆城市而言，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自我认知和判断：具备发展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可能性。
要想将此认知和判断从一种可能变成现实，至少有几点是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思考的：
其一是资源禀赋，而且是地方独特的资源禀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内陆地区不是一定不能产生世界级城市。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很多能源城市，因为矿产资源的开放，变成一个繁华之城，也可能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只不过随着矿产资源的开发，后来衰败了，但这在客观上说明，内陆城市依托于自身包括能源在内的独特资源禀赋，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的。
其二是资源配置。很多城市认为国际化是发展的有利条件，因为配置资源的半径变大了，市场也变大了，所以价值变现的空间和规模就大了。但一个城市如果想要快速成长，必须具有资源配置的能力，否则的话，国际化带来的可能更多的是冲击。那么，城市需要什么样的资源配置能力呢？第一是全球化的，要扩大资源配置半径，第二是市场化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其三是需要特别强调的一个词“新民”。任何一个地方要想真正实现自己竞争力的提升，最重要的依托是城市民众综合素质的提升，包括文化素养、视野、对于卫生的理解等等。一个地方的民众的自我成长、自我超越、自我现代化，其实是这个地方最根本的竞争力，也是解决一个落后地区到发达地区、小城市到大城市的非常重要的路径。市民是一个城市最具价值的名片，全民参与的城市竞争力构建将是新一轮城市竞争力构建行动和模式中最值得期待的。
其四是外部人才的流入。在中国很多内陆城市，包括郑州在内，这些城市的人力资源战略都在开始做调整，全力留住在当地就读的大学生，大规模的、积极的去推动外出的本地人的回归，积极的做品牌宣传，希望把以前不知道或者是没想过到这个城市的人吸引到这个城市来。总之，通过各种手段把人才留住和导入，有人才有城。
其五是文旅产业的崛起。在大交通、互联网和平台型企业赋能等综合影响下，相比于以前，一个地区的资源价值变现，并不一定要跨区域腾挪才能完成，有些资源在当地就可以实现价值转化。而且，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越来越多的基层政府开始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去实现它——要么让尽可能多的人到本地来消费，这就是旅游，要么是通过互联网和现代物流体系，让本地特色产品卖出去，这就需要有文化的吸引力。如此一来，一个长期落后地区的快速城市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就成为可能。
在我们看来，在新一轮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发展案例中，有几个城市是尤其值得关注的，比如，西安、郑州、杭州、成都等。
关于郑州，我们甚至曾经提出，河南省过去20年的发展，最大的战略遗产就是集中全省之力让郑州这个城市快速改变，无论是经济体量，还是人口规模，还是产业集聚，还是基础设施布局，等等，都打下了良好的国际化基础。
比如，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建立，河南自由贸易区的落地，郑新欧班列的开通，以及不断地面向全球所进行的开放表达，这些既拓展了城市的国际化视野，又改善了适配于新全球化时代城市转型发展的基础设施。现在看来，今天的郑州无论是从综合的交通枢纽来看，还是基于开放的认知和体制机制改革来看，已经具备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潜力，再加上已经实现的至少在中原城市群规划体系内与其它城市的互联互通，郑州继续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产业集聚，将是大概率事件。
在我们看来，郑州将是国家推动中部新崛起战略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平台抓手之一，当然，这也是正在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郑州理所应当承担的战略使命之一。在郑州新一轮的发展中，评价其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中心城市的标准之一就是，能不能通过这一超级城市平台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资源配置，带动周边城市以及整个中部地区的新崛起，并在某些优势领域代表中国与世界对话、竞争和合作。
郑州再次站到了城市和区域转型发展的十字路口，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人口破千万、GDP过万亿的超大城市体量，不断出现的新的节点性事件，甚至城市主政官员的人员，等等，都会被舆论和观察者投注更多的关注。郑州再也不能像十年前、五年前甚至是三年前那样，“低调”而不为外人所知的进行着自己的城市新区扩张和旧城改造，其过程甚至有些粗放和野蛮也没有关系，只要这个城市在快速变大，无论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都可以分享到一部分快速发展的红利，就皆大欢喜。
在我们看来，已经迎来城市新价值时代的郑州，虽然有着更加多元的战略红利和更加积极的市场预期，所有的变革都要在更加透明和规范的环境下展开。在这里，再也没有所谓的地方事件和全国事件乃至国际事件的区别，这里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全国舆论乃至世界舆论的焦点，拆除一个报亭，重修一条道路，新建一栋建筑，发布一条政策，经济增速起伏，重大项目落地，等等，都会被放在与其它现代城市对比的放大镜下来审视，这将对郑州决策者的城市治理意识、能力提出非常高的要求。
不仅如此，在郑州新一轮的发展中，再也不能承受对周边地区产生“虹吸效应”的指责，必须从战略、策略、项目、空间甚至具体到财税机制等方面，主动实现与周边城市的互动发展、协同发展和融合发展，从根本上推动地区共生。对于一个超大城市而言，单纯或者过度依赖于其行政辖区内的资源，是不可能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更大范围的发展腹地的拓展，更多领域的产业发展互动，更加复杂的产业和社会生态的构建，更加高效和法治化的城市治理体系，等等，将是一个真正的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超级城市平台的基础。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通过一两个颇具前瞻性的规划文本和颇具含金量的支持政策出台就能实现的，在这些高质量的规划文本和颇具含金量的政策执行过程中，一定会经历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需要面对和化解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冲突。
新城市，新未来。面对一个快速崛起的中部大城，很多人可能与我们一样，对郑州新十年的发展多有期待，并拭目以待，毕竟，如果进展顺利，郑州将可能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期间最为显著的城市发展案例之一。